28 《蒿里行》的历史背景是汉末董卓作乱及其引发的军阀混战。

建安二年(公元 197 年),袁术称帝;九月,曹操东征袁术,术败。此诗当作于征袁术还许昌之后,也可能作于次年。选取在讨董过程中有关袁绍、袁术兄弟几个拙劣的且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叙述,从而揭示战乱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 第一段,开头四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诗人仅用四句精炼语言,便概括反映了汉末一段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中平六年(公元 189 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宦官擅权,何进等谋诛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杀;袁绍、袁术攻杀宦官,朝廷大乱;董卓带兵进京,驱逐袁绍、袁术,废除刘辩,另立刘协为献帝,自己把持了政权。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春,关东各郡将领同时起兵,公推势大兵强的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威将军,联兵西向讨伐董卓。袁绍等关东诸将起兵,结果虽造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但其始未必不心存忠义,是“心在王室”的正义之举,故诗的首四句仍予以肯定。 第二段“军合”以下六句一转,写关东诸将各怀异心,从而导致争权夺利的混战局面。“踌躇而雁行”形象地点出军心不齐,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迟早要分道扬镳。“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句是指袁绍、公孙瓒等人之间的战争。各个军阀都打着讨董卓的幌子,行扩展自已势力之实,最突出的就袁绍、袁术兄弟。袁术自己称帝,大骂袁绍为家奴;袁绍则更阴险,想借用刘虞为帝而号令天下。当时袁绍屯兵河内,刘虞任幽州牧,都在北方。“二袁”一南一北,“称帝号”、“刻玉玺”,搞分裂,这是造成联军观望甚至自相残杀的真正原因。当时数袁绍兵力最强,但他不肯向前,曹操曾多次劝诫,无果,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 第三段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极大地提升了本诗的艺术价值,超越了一般的记事之作。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诗人不禁发出“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呼喊!这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 综上,曹操的《蒿里行》不仅如一般历史著作那样,以简洁的笔墨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大事,勾勒出关东诸军如何从联盟走向分化、乃至相残杀的过程,还以宏观的笔墨描绘出汉末天下动乱、军阀混战给普通士兵与民众带来的苦难与不幸,为大事件抹上了惨烈的背景色,同时,诗人并非完全客观地记载历史,而是饱含着感情,或批判、或慨叹,体现了个人对不义战争的思考与对苍生百姓的怜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蒿里行》为代表的曹操诗作不愧为“汉末实录”。